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進入新時代，我國正從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邁進，需要立足國情農情，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推動鄉村生活富裕。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作為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關鍵舉措，農業綠色發展和鄉村生態振興，是邁向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也集中體現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態文明偉大智慧。堅持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就應當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上，推進農業綠色發展和鄉村生態振興。
一、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農業綠色發展和鄉村生態振興的基本遵循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我國農業綠色發展和鄉村生態振興打下了理論根基。“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一重要論述，在理論上客觀揭示出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辯證統一關系，闡釋了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道理。在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今天，“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已成為綠色發展的指引，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綠色化、低碳化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
在理論上，農業綠色發展理念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在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中的一次創新、一次飛躍，為夯實中國式現代化的農業農村基礎注入了源源不斷的活力；在觀念上，推進農業綠色發展是農業農村發展觀的一場深刻革命，將生態環境優勢轉化為生態農業的經濟優勢；在實踐上，我國立足大國小農的基本國情農情，開展農業農村綠色發展先行先試，探索農業綠色發展綜合模式和長效機制，帶動千家萬戶走上農業綠色轉型之路，為農業農村發展領域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積累了豐富經驗。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我國農業綠色發展和鄉村生態振興提供了制度框架。面對日益嚴峻的生態環境挑戰，只有實行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才能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可靠保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任憑破壞生態環境的問題不斷產生，我們就難以從根本上扭轉我國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就是對中華民族和子孫后代不負責任。隨著我國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良好生態環境對中國式現代化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支撐作用，也是農業發展和鄉村富裕的最大優勢。我國農業生產面積廣，農業生產條件、農村生活空間與生態環境相依相存，只有強化國土空間規劃和用途管控，以生態保護紅線為重點實施重要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重大工程，才能讓生態環境質量不斷提升成為農業農村高質量發展的不竭動力。
我國出臺《“十四五”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規劃》《“十四五”全國農業綠色發展規劃》等促進農業農村發展綠色轉型的文件，以頂層設計和制度化的形式，把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貫穿于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各個領域、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當前，我國正在推進農業綠色發展領域立法、強化重點領域執法，并制定農業綠色發展指標體系，探索將耕地保護、長江十年禁漁、廢棄物資源化利用等任務完成情況，納入領導干部任期生態文明建設責任制、鄉村振興實績考核范疇。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制度，是推進農業綠色發展和鄉村生態振興的有力保障。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我國農業綠色發展和鄉村生態振興勾勒了文化脈絡。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同中國古代具有樸素可持續思想的農業生態文化一脈相承。《孟子》中說，“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也說“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我國擁有聯合國糧農組織正式認定的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19項，數量居世界首位。我國農業生態文化的永續傳承，不僅發展出大量具有地理標志的地方農業生產模式，還形成了農村地區富有民俗鄉情的特色文化，成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典范，更展現了華夏兒女的偉大創造力。加大農村地區文化遺產保護力度，保護傳統村落、民族村寨和鄉村風貌，就是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使全體人民都參與到農業綠色發展和鄉村生態振興事業之中。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吸收與發展了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讓“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哲理思想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代中國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在促進村落、鄰里關系和諧的同時，為夯實中國式現代化的農業農村基礎提供了根本遵循。2022年7月18日，習近平主席向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大會致賀信，指出“人類在歷史長河中創造了璀璨的農耕文明，保護農業文化遺產是人類共同的責任”，彰顯了堅持在發掘中保護、在利用中傳承，不斷推進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實踐的中國擔當。精耕細作與間作、輪作、套種技術體系以及用地養地結合等一系列農業生態創新實踐，農村人居環境改善、農業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流域生態環境治理等一系列農村生態優化實踐，都是生態文化體系的體現，有利于保障農業的永續產業地位，將生態價值融入現代農業農村發展的價值體系。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我國農業綠色發展和鄉村生態振興創造了方法體系。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統籌產業結構調整、污染治理、生態保護、應對氣候變化，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農業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傳統產業，也是邁向人類文明新形態不可替代的重要基礎，隨著社會的發展與進步發揮著越來越豐富的功能，與其他產業相互融合，具有極強的系統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強現代農業科技推廣應用和技術培訓，把種糧大戶組織起來，積極發展綠色農業、生態農業、高效農業。”高屋建瓴地為農業綠色發展提供了方法論。加快發展以“生態+”“旅游+”為引領的綠色經濟新業態，持續放大優質農產品品牌效應，吸引資本、技術、人才等要素向鄉村流動，通過改革創新，讓土地、勞動力、資產、自然風光等要素活起來。
鄉村生態振興的方法體系創新，體現在與鄉村建設和鄉村人才振興的融合上。村莊布局和規模的科學化與合理化，需要依托環境容量、遵循生態規律，離不開生態環境一體化治理修復。農業綠色發展和農村人居環境改善，綠色技術創新至關重要，需要培養具有生態文明理念和生態農業及生態建設技能的新型農民。在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中，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應當以體制機制改革創新為核心，協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生態產業化和鄉村振興，加快完善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環境治理體系，促進鄉村自然生態系統功能和穩定性全面提升，推動生態產品供給能力進一步增強。
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指導了我國農業綠色發展和鄉村生態振興的偉大實踐
以生態惠民推動農民共同富裕，共享農業綠色發展和鄉村生態振興的紅利。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才能讓農民在鄉村振興中有更多獲得感，切實享受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中收獲的紅利。生態環境產品具有極強的公共性，良好生態環境帶來的環境收益以及由此形成的高質量發展紅利最容易、也最應該被所有農民共享。安吉白茶的崛起是共同富裕理念的一次絕佳實踐，一片葉子成就了一個產業，富裕了一方百姓。一批當地企業家成立茶葉專業合作社等組織，以提供擔保、提供種苗、教授技術等方式，吸引了中小農戶的踴躍參與。在當地農民共同富裕基礎上，進一步帶動三省五縣加入安吉白茶種植產業，發展出“攜茶”品牌，寓意“東西部攜手合作奔小康”。2021年，安吉白茶年產值32億元，為全縣農民人均增收8800余元。2022年以48.45億元的品牌價值連續13年入選中國茶葉十強，躋身全國第8位，在以品牌價值傳遞“兩山”理念的同時，更將綠色發展致富經傳遞給經濟后發地區，讓廣大農民在鄉村生態振興中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
將鄉村生態振興融入農業強國建設之中，激發農村綠色發展的新動能。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扎實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鄉村生態振興的實質在于廣大農村地區實現生態、生產、生活的“共贏”，并且與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和組織振興相互融合、相互促進，賦予農業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打造高質量發展的新增長點。安徽省于2022年4月份印發了《安徽省鄉村生態振興實施方案》，著眼于建立農村生態環境系統治理機制。立足于自身的生態優勢，安徽省走鄉村生態振興的創新之路，推動綠色食品標準化生產，促進鄉村產業融合發展，把“綠水青山”轉化成脫貧致富的“金山銀山”。安徽省廣德市是“中國十大竹鄉”之一，依托生態優勢實施竹業富民，因地制宜、因村施策推進“農業+旅游”融合，優化竹種結構，培育優質竹筍和竹材，在“竹生態”品牌的基礎上推動鄉村“旅游+文化”融合發展，走出了一條現代化的中國特色鄉村生態振興之路。
立足生態優先夯實農業綠色發展根基，筑牢鄉村生態振興的基底。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濕地休養生息，實施好長江十年禁漁，健全耕地休耕輪作制度。我國正在深入推進持續打好農業農村污染治理攻堅戰，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耕地輪作休耕制度作為推進農業綠色發展、助力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重要舉措，有助于協同優化農業農村生態環境和提高農業供給體系質量。江蘇省是率先自主開展省級耕地輪作休耕制度試點的省份，在稻麥兩熟種植地區實行小麥一季休耕，在沿江丘陵崗坡地、沿海土壤鹽漬化嚴重地區，推廣稻肥、稻油輪作模式，有效減少化肥農藥投入量，通過改良的土壤提高農產品經濟收益，并依托生態環境的改善發展有機農業生產和生態旅游觀光。堅持生態優先，就能守好農村的最大優勢和寶貴財富，推動鄉村自然資本加快增值。
引入市場機制豐富農業綠色發展形態，完善農業綠色發展和鄉村生態振興的模式。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建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完善生態保護補償制度。完善的生態保護補償制度引導生態受益地區對生態保護地區進行補償，既能解決生態保護收益難以實現的問題，又能開發市場平臺促進利益主體之間形成自發交易，建立農業綠色發展和鄉村生態振興的長效機制。浙江省安吉縣在“誰保護誰獲償，誰受益誰補償”原則的基礎上，建立綜合全面的補償模式，從過去較為單一的流域、公益林、耕地等自然資源保護補償，向均衡發展綜合補償、生態資源保護分類補償、生態環境治理激勵補償等領域全面拓展，同時形成跨區域合作立體化補償體系。安吉縣積極推進市場調節與社會參與，通過開展基于GEP核算的資金獎補、實施污染有償處置收費、培育綠色權益交易市場等方式，促進融資渠道多元化。向生態環境要發展，豐富了綠色發展的形態，也創造出農業農村現代化、多元化的發展模式。
三、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指出了我國農業綠色發展和鄉村生態振興的未來方向
提升農業綠色發展和鄉村生態振興的創新性，發揮生態環境比較優勢促進產業綠色升級。農業的高質量、可持續發展，在于農村地區依托本地自然資源稟賦和生態環境優勢，通過技術創新延長農產品產業鏈條，提升農產品附加值，實現第一、二產業的增值賦能，并且利用數字經濟打造農產品價值鏈可持續增值模式。更進一步，把美麗鄉村建設與鄉村旅游、特色農產品種植加工、傳統農業文化保護傳承等有機結合，加快生態環境資源和傳統文化稟賦向經濟優勢領域轉化，拓寬生態資源向農業農村經濟轉化的渠道，使鄉村人居環境與農業生產體系融為一體，增強自我造血功能和發展能力。利用農業綠色轉型帶來的生態資源優勢提升，挖掘生態景觀價值與旅游價值，推進城鄉統籌，增強應對市場需求快速變化的能力和經濟增長潛能，實現保護生態環境、提高農民收入、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共贏的中國式農業農村高質量發展。
推動農業綠色發展和鄉村生態振興的社會化，全社會共建共享美麗農村。以頂層設計為依托，通過加強公眾教育、堅持民主監督、促進政企協商的多元化渠道，不斷完善富有地方特色的共建美麗中國的現代環境治理體系，強化責任導向、創新多元共治。基層政府組織強化生態環境價值引導，嚴守生態保護紅線、永久基本農田、城鎮開發邊界三條控制線，使鄉村生態環境改善成為全體農民的共識、綠色發展收益為全體農民所共享。應當注重挖掘地方傳統農業文化中的生態成分，加以發展和發揚，使生態文化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使綠色發展觀在精神層面上成為廣大農村居民的共建共享，形成中國式農業綠色發展和鄉村生態振興觀念變革上的原動力。
加強農業綠色發展和鄉村生態振興的協同性，站在全食物鏈的高度統籌農業綠色轉型。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樹立大食物觀，要構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大食物觀與生態系統的整體性緊密相關，農業生物多樣性不僅意味著生態系統完整性的維持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優質農產品供給，更意味著將農業農村生態系統融入整體性的生態系統之中，從而向生態系統要食物，形成多來源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渠道。因此，生態系統安全是食品安全的最終保障，我國必須從全食物鏈生態安全的角度協同制定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具體措施。牢牢守住十八億畝耕地紅線，確保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除了全方位多途徑開發食物資源之外，還應實施全食物鏈綠色管控。在源頭開展農業節肥節藥行動，在收獲環節推廣智能收獲、推進生物質能循環利用，在儲備環節開發綠色倉儲技術，在流通環節完善農產品原產地可追溯制度和質量標識制度，在消費終端建立簡約適度、綠色低碳的食物消費模式。在全食物鏈高度上進行生態環境保護與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統籌，實現農業綠色發展和鄉村生態振興的系統性推進。
促進農業綠色發展和鄉村生態振興的市場化，構建農業農村高質量發展的綠色市場平臺。將生態環境要素納入農業生產體系和農村治理體系，有助于激發農業農村綠色低碳轉型的內在動力。應當加大財稅政策的支持力度，引導金融資本投入，建立價格調節機制，運用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保險、綠色租賃等綠色金融工具，從城鄉融合和協同發展的角度加大對農業廢棄物再利用、綠色低碳循環農業、農村污染治理和生態建設的支持力度，推動加快農業全面綠色轉型。為充分體現綠色農業的生態價值，并將其轉化為市場價值，應在全社會構建源頭預防、過程控制、損害賠償、責任追究的生態環境保護體系，打通農業與其他產業的綠色關聯機制，建立市場化、多元化的生態補償機制，全面開發基于水權、用能權、排污權等各類資源環境權益的融資工具，形成森林、草原、濕地等生態修復工程參與資源環境產權交易的有效路徑。在農業綠色發展和鄉村生態振興的背景下，利用市場化機制補齊生態環境保護和農業農村發展的短板是提高環境經濟效益的關鍵。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組織實施了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脫貧攻堅戰，啟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動農業農村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著眼未來，綠色發展將為我國農業帶來更加持續、穩健的增長點，把生態環境福祉和經濟發展收益共同留在鄉村、留給農民。以農業綠色發展和鄉村生態振興謀求農業高質量發展，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和習近平關于“三農”工作重要論述交相輝映的結果。今后，我國將涌現出更多具有生態品牌的農業產業、農產品和美麗鄉村，農業綠色發展和鄉村生態振興的成就也將不斷惠及全體人民。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生態文明研究院院長）
作者：朱信凱
來源：《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研究與實踐》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