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生態環境部發布了《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2023—2030年）》（以下簡稱《行動計劃》）。《行動計劃》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在深入系統分析新時期全球、全國和地方生物多樣性治理面臨的新形勢、新挑戰和新機遇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了我國生物多樣性治理的4大原則、3大戰略定位、2大目標、4大優先領域和27個優先行動（“432427”）。《行動計劃》對標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美麗中國目標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建設目標，與“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以下簡稱“昆蒙框架”）的2050愿景目標相協調、與2030的23個行動目標相呼應，是今后一個時期我國全面系統開展生物多樣性治理的綱領性、政策性、指導性文件，是中國作為《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主席國落實“昆蒙框架”的具體行動，表明了中國與各締約方一道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的意志和決心，相信隨著《行動計劃》的落地實施，將會有越來越多生物多樣性治理的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和中國示范不斷涌現出來。
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是對將生物多樣性治理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各方面和全過程的一種描述，主流化既是政策指向，也是行動方式，是理念與行動統一的方法學，其顯著特征是全政府、全社會和全過程。新發布的《行動計劃》將“主流化”寫入并作為第一優先領域從六個方面予以推動。從形式上看，這在我國政策性文件中是“首次”，這樣的安排既是對“昆蒙框架”第三部分的10個目標的呼應，更是結合中國生物多樣性治理的實際做出的系統決策和特殊考量。從內容上看，這是從頂層設計和重點領域入手，自上而下的主動作為。從結果上看，必將推動中國在全社會形成最大的理念共識——“生物多樣性，關乎你我它”，以及行動共識——面對生物多樣性治理，我們“人人有責，共治共享”。
2010年，我國建立跨25個部門的協調機制“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國家委員會”，積極推進落實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持續加大宣傳力度，實施一系列生物多樣性保護修復工程，加快推進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生物多樣性保護取得積極成效。北京、江蘇、云南等20個省區市發布了省級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云南、江蘇、山東等省頒布了省級生物多樣性保護條例。各地充分利用5·22國際生物多樣性日、世界地球日、世界濕地日等節日，加大生物多樣性宣傳力度，生物多樣性主流化全民行動的氛圍日益濃厚。但總體來看，我國生物多樣性主流化仍有短板和弱項：一是頂層設計尚不完善。突出表現為，與《生物多樣性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相銜接的國內法律法規有待建立健全，生物多樣性治理的長效機制尚未建立。二是全民行動的意識有待提高。目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理念和重要性認知、傳播和實踐還僅限于《公約》相關的行政管理和農林水以及高校和研究機構的科研人員，在社區和企業等基層“一線”，生物多樣性仍然是一個陌生的詞匯，什么是生物多樣性？為什么保護和利用生物多樣性？怎么保護生物多樣性？保護生物多樣性有什么益處？等等，這些問題都需要獲得及時的解答，生物多樣性“走入基層，走入群眾”道阻且長，也是生物多樣性知識傳播（宣傳、教育、培訓）和主流化現實且緊迫的任務。三是缺少各方面、各領域、各行業的“融入”。到目前為止，只有少數行業領域自主制定了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而只有少數企業發布了生物多樣性有關的社會責任報告。
為此，加快建立健全政府主導、多方參與的生物多樣性主流化落地政策支撐體系，明確優先推進的重點領域和行業，“馬上行動”，將是推動2030目標實現的關鍵和著力點。
一、政府主導，持續深入推動生物多樣性治理主流化
主流化由誰來推動？按《公約》的語境，答案是所有利益攸關方，應聚焦全政府、全社會、全過程。從《行動計劃》明確的“生物多樣性政策法規體系、生物多樣性治理體制機制、生物多樣性規劃計劃體系、生物多樣性宣傳教育、企業與生物多樣性、生物多樣性保護全民行動”等6個主要方面和領域來看，優先推動政策法規制度體系的主流化是關鍵。從全政府角度看，生物多樣性主流化過程中，政府無疑是“主角”，應當建立包括政府多部門在內的協調機制，主導和引領政策制定、機制建立和相應規劃與計劃的頒布實施。從全社會角度看，要動員和引導所有攸關方，以主人翁的姿態參與到生物多樣性治理中來，構建全民行動的制度體系和協同機制。從全過程角度看，就是要從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供應鏈、生產鏈和消費端，建設項目的準入、建設和運營，圍繞產品生命周期“融入”生物多樣性治理的理念和行動。
二、多方參與，明確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的優先行業領域
《行動計劃》將企業與生物多樣性列為主流化的優先事項，是一個大大的亮點和突破。過去，在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問題上，往往強調政府的責任和公眾教育，對行業領域和企業關注得不夠，也因此“缺少”了企業的生物多樣性治理責任。這次特別提出要在企業的信息披露，企業的環境、社會及治理（ESG）過程中突出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內容，同時要在融資和政策上予以傾斜和扶持。換句話說，企業主動推進生物多樣性保護是“責任”不是“義務”，今后的方向也是從“要我做”轉向“我要做”，把主流化作為“主責”在企業層面落地落實落細，產生一批實實在在的可量化、可考核，“看得見，摸得著”的成果和樣板。在不同行業領域推動形成“誰保護誰受益，誰破壞誰擔責”，“保護也能產生收益”的生態價值導向。
應當在哪些行業領域優先推進主流化？“昆蒙框架”提供了一個思路，那就是從影響生物多樣性的5+1個因素中，根據各地各行業領域生物多樣性治理實際，聚焦關鍵因素，找出優先推進主流化的重點行業和領域。“昆蒙框架”中，這些因素按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強弱程度排序依次是：棲息地擠占和喪失、生物資源過度利用、氣候變化影響、環境污染影響和外來入侵物種，以及不適當的政府補貼和激勵措施。一是有關生產活動擠占生態空間造成棲息地流失和喪失的行業領域和企業。如，礦產資源開發領域，能源、交通基礎設施，不合理農業開發等。二是有關生產活動對生物資源依賴性較強的行業領域和企業。如木材、食品、貿易、藥材等。三是有關生產活動加劇氣候變化影響的行業領域和企業。如能源、農業、漁業、運輸業等。四是有關生產活動產生較大環境污染的行業領域和企業。如排放特殊毒性和污染物進入水、氣、土壤以及產生特殊噪聲污染，特別是存在核與放射性污染風險的行業領域和企業。五是有關生產活動產生外來入侵物種擴散傳播風險的行業領域和企業。如航運、運輸、農業等。六是政府給予不適當的激勵措施和補貼的行業領域和企業。各地應廣泛動員，多方參與，因地制宜，按緊迫性、重要性選擇優先推進主流化的行業領域和企業。
三、聚焦落實，堅定不移采取“馬上行動”
鑒于2020愛知目標未能達成的現實，“昆蒙框架”特別提出了基于變革理論的23個行動目標，變革理論的本質就是要求在全國、區域和國家層面采取“緊急政策行動”，“馬上行動”，實現2050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愿景。“馬上行動”已經成為COP15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領域的“流行詞”，從全球來看，“自然”不能“等”，“人類”更不能“等”，必須采取“馬上行動”。
《行動計劃》提出了4大優先領域27個優先行動，涵蓋了生物多樣性治理的方方面面。當前，推進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應當從最緊迫、最具體、最現實的角度出發，聚焦政策規劃計劃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采取“馬上行動”。這包括：一是制定和實施生物多樣性知識傳播計劃。針對不同群體，利用網絡新媒體，廣泛開展宣傳、教育和培訓活動。二是組織開展不同層級和行業領域的生物多樣性治理試點示范。如生態系統功能指示種的基線調查，生物多樣性保護優先區域的基線調查和監測預警，生物多樣性保護示范，生物多樣性修復恢復示范，生物多樣性廊道建設示范，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示范，生態文明建設和“兩山”基地示范，以及生物多樣性體驗地、生物多樣性友好企業示范等。三是結合“雙碳”和美麗中國目標推進生物多樣性治理。如推進國家公園和保護地等開展碳核算，自愿參與碳交易，在美麗中國建設指標體系中體現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在數字生態文明建設中，推進生物多樣性數字化、開展遺傳資源數字序列信息（DSI）管理試點。四是推動社區參與生物多樣性治理。與鄉村振興、生態旅游、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等進程相結合，打造生物多樣性基層治理的“盆景”和樣板。
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全政府全社會各領域各行業變革思路，改變觀念，將生物多樣性治理融入全空間全要素全過程，協調一致，“馬上行動”，“細雨潤物”，久久為功，均衡推進《公約》三大目標實施和《行動計劃》任務落地落實，“你我他”必將改變“你我它”，為實現建設美麗中國目標添磚加瓦。
（作者系生態環境部衛星環境應用中心研究員 張文國）
供稿： 生態環境部自然生態保護司
轉自：生態環境部
編輯：陳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