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已經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且完整的話語理論、制度政策和社會實踐體系，并構成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整體或“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話語理論層面，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既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現實基礎、愿景目標與政治動力機制的系統性政治哲學論證，也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及其全面領導下的當代中國社會的綠色政治共識。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核心要義是，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治國理政基本方略和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可以說，這是在持續推進經濟社會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實現生態可持續性（“綠色”）與社會主義政治（“紅色”）的自覺結合。學習踐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一方面，要努力做到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理念原則的更深刻、更內在結合，真正把生態優先、節約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落到實處，從而構成對現代化經濟社會目標追求及各項活動的強有力規范約束，讓可持續性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美麗表征之一。另一方面，要主動推進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和社會主義公平正義理念原則更深入、更自覺的融合，真正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及其相應行為規范落到實處，從而構成對現代化經濟社會目標追求及其各項活動的強有力規范約束，讓社會與環境的公平正義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亮麗底色。

在制度政策層面，我國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或框架及其構設，不僅是《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所詳細規劃的“八大制度”及其建立健全努力——“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建立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建立空間規劃體系”“完善資源總量管理和全面節約制度”“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和生態補償制度”“建立健全環境治理體系”“健全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市場體系”“完善生態文明績效評價考核和責任追究制度”，還包括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實現環境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在生態文明議題領域中的四項基本或重要制度規定或要求——“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全面建立資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態保護和修復制度”“嚴明生態環境保護責任制度”。日益明晰的是，新時代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建設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意味著或指向一個同時包含生態環境保護治理體系、經濟社會綠色發展體系和國家基本制度架構生態化等多個層面綠化或綠色轉型。就此而言，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趨勢，但生態文明建設的制度化和生態文明制度的漸進形成將是一個需要付出長期艱苦努力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須堅持不懈、奮發有為。

在社會實踐層面，以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為代表的各類生態文明建設先行示范區創建努力和“生態現代化”“綠色發展”抑或“綠色發展指數”“GEP核算”等多樣化的生態文明建設區域（地方）推進模式或路徑，不僅構成或關涉一場現代生產生活方式意義上的重建式綠色變革，也是一場影響深遠的生態文明觀宣傳教育基礎上的生態文明新人形塑。毫無疑問，無論是公共政策制定落實意義上的生態環境保護治理，還是全新理念原則及其制度化意義上的生態文明體制機制創新，黨和政府在當前現實中發揮著一種不可或缺的“自上而下”引領推動作用。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我國經濟社會與文化基本制度的人民當家作主性質，加之隨著生態文明建設進程的不斷推進與深入，最廣大人民群眾將會日益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自為”主角。

應該說，由上述三個層面所構成的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具有全球“普遍性”是無需質疑的。這至少包括兩個方面。其一，順應了人類當代文明尤其是全球層面人與自然關系生態化調整或重構的客觀與內在要求。經過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新一輪全球化擴展之后，人類文明與大自然之間各種形式的張力甚或沖突也已發展到一個更高的全球化水平。而我國大力倡導與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所體現的正是對于這種全球性責任的認知自覺與實際行動。換言之，“建設美麗中國”和“建設清潔美麗的世界”是內在統一、不可分割的。其二，將會帶來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實質性開展與全面深入推進。無論是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對于自身生態環境問題的深刻解決，還是通過自身綠色發展轉型所帶來的國際或全球溢出效應，當今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任何實質性進展都意味著全球生態環境建設的質的躍遷或推動。相應地，新時代中國也將會從國際生態環境治理與可持續發展合作中最初的積極參與者逐漸提升成為重要的貢獻者、引領者。

依此而論，我國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并且成效顯著的“綠色故事”，至少可以沿著如下三個層面或線索來展開。一是現代化中后期生態環境保護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迅速提升、后來者居上的敘事，凸顯我們在生態環境問題與挑戰應對上的強大而虛心的學習模仿與超越能力。二是發展中大國致力于生態現代化、綠色發展、可持續發展的“建設性后現代化（性）”敘事，凸顯我們作為后工業化（城市化）國家和地區所具有的規避風險（錯誤）與整體創新潛能。三是執政黨自身建設及其統領下現代國家治理不斷走向綠色化的敘事，凸顯我們悠久歷史文化傳統與正確經濟政治選擇所帶來的制度篩濾優勢及其治理效能。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大致理解后疫情時代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不變”一面。也就是說，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現實依據、理論認知和未來愿景以及全球開放性要求，其實并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著眼于實現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總目標，我國必須堅持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新道路，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而這離開了與世界主要國家的建設性互動是無法實現的。但也必須承認，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的國際應對合作窘況表明，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國際環境正在發生某些質的“改變”。至少，生態環境保護治理或生態文明建設作為“低政治”議題領域的“免干擾”或“聚合”優勢正在消退，而其中本來就隱含著的競爭性面向很可能會變得越來越凸顯。對此，我們要有足夠的預判與準備。

（作者系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學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郇慶治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轉自：學習強國